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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二九底愚昧

前一篇文章已经说过,1928年为着吉敦路的叫喊,我也叫喊过了。接着就是1929年。于是根据着那第一次的经验,我感觉到又是光荣的任务降落到我的头上来。

  这是一次佩花大会,进行得很顺利,学校当局并没有加以阻止,而且那个白脸的女校长在我们用绒线剪作着小花朵的时候,她还跑过来站在旁边指导着我们。一大堆蓝色的盾牌完全整理好了的时候,是佩花大会的前一夜。楼窗下的石头道上落着那么厚的雪。一些外国人家的小房和房子旁边的枯树都膨胀圆了,那笨重而粗钝的轮廓就和穿得饱满的孩子一样臃肿。我背着远近的从各种颜色的窗帘透出来的灯光,而看着这些盾牌。盾牌上插着那些蓝色的小花,因着密度的关系,它们一个压着一个几乎是连成了排。那小小的黄色的花心蹲在蓝色花中央,好象小金点,又象小铜钉……

  这不用说,对于我,我只盼想着明天,但是这一夜把我和明天隔离着,我是跳不过去的,还只得回到宿舍去睡觉。

  这一次的佩花,我还对中国人起着不少的悲哀,他们差不多是绝对不肯佩上。有的已经为他们插在衣襟上了,他们又动手自己把它拔下来,他们一点礼节也不讲究,简直是蛮人!把花差不多是捏扁,弄得花心几乎是看不见了。结果不独整元的,竟连一枚铜板也看不见贴在他们的手心上。这一天,我是带着愤怒的,但也跑得最快,我们一小队的其余的三个人,常常是和我脱离开。

  我的手套跑丢了一只,围巾上结着冰花,因为眼泪和鼻涕随时地流,想用手帕来揩擦,在这样的时候,在我是绝对顾不到的。等我的头顶在冒着气的时候,我们的那一小队的人说:

  “你太热心啦,你看你的帽子已经被汗湿透啦!”

  自己也觉得,我大概象是厨房里烤在炉旁的一张抹布那么冒气了吧?但还觉得不够。什么不够呢?那时候是不能够分析的。现在我想,一定是1928年游行和示威的时候,喊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而这回只是给别人插了一朵小花而没有喊“帝国主义”的缘故。

  我们这一小队是两个男同学和两个女同学。男同学是第三中学的,一个大个,一个小个。那个小个的,在我看来,他的鼻子有点发歪。另一个女同学是我的同班,她胖,她笨,穿了一件闪亮的黑皮大衣,走起路来和鸭子似的,只是鸭子没有全黑的。等到急的时候,我又看她象一只猪。

  “来呀!快点呀,好多,好多……”我几乎要说:好多买卖让你们给耽误了。

  等他们跑上来,我把已经打成绉折,卷成一团的一元一元的钞票舒展开,放进用铁皮做的小箱子里去。那小箱子是在那个大个的男同学的胸前。小箱子一边接受这钞票,一边不安的在滚动。

  “这是外国人的钱……这些完全是……是俄国人的……”往下我没有说,“外国人,外国人多么好哇,他们捐了钱去打他们本国为着‘正义’!”

  我走在行人道上,我的鞋底起着很高的冰锥,为着去追赶那个胖得好象行走的驼鸟似的俄国老太婆。我几乎有几次要滑倒,等我把钱接过来,她已经走得很远,我还站在那里看着她帽子上插着的那棵颤抖着的大鸟毛,说不出是多么感激和多么佩服那黑色皮夹子因为开关而起的响声,那脸上因着微笑而起的皱折。那蓝色带着黄心的小花恰恰是插在她外衣的左领边上,而且还是我插的。不由得把自己也就高傲了起来。对于我们那小队的其余三个人,于是我就带着绝顶的侮蔑的眼光回头看着他们。他们是离得那么远,他们向我走来的时候,并不跑,而还是慢慢地走,他们对于国家这样缺乏热情,使我实在没有理由把他们看成我的“同志”。他们称赞着我,说我热情,说我勇敢,说我最爱国。但我并不能够因为这个,使我的心对他们宽容一点。

  “打苏联,打苏联……”这话就是这么简单,在我觉得十分不够,想要给添上一个“帝国主义”吧,但是从学联会发下来的就没有这一个口号。

  那么,苏联为什么就应该打呢?又不是帝国主义。

  这个我没有思索过,虽然这中苏事件的一开端我就亲眼看过。

  苏联大使馆被检查,这事情的发生是六月或者是七月。夜晚并不热,我只记住天空是很黑的,对面跑来的马车,因为感觉上凉爽的关系,车夫台两边挂着的灯头就象发现在秋天树林子里的灯火一样。我们这女子中学每晚在九点钟的时候,有一百人以上的脚步必须经过大直街的东段跑到吉林街去。我们的宿舍就在和大直街交叉着的那条吉林街上。

  苏联大使馆也在吉林街上,隔着一条马路和我们的宿舍斜对着。

  这天晚上,我们走到吉林街口就被拦住了。手电灯晃在这条街上,双轮的小卡车靠着街口停着好几辆,行人必得经过检查才能够通过。我们是经过了交涉才通过的。

  苏联大使馆门前的卫兵没有了,从门口穿来穿往的人们,手中都拿着手电灯,他们行走得非常机械,忙乱的,不留心的用手电灯四处照着,以致行人道上的短杨树的叶子的闪光和玻璃似的一阵一阵的出现。大使馆楼顶那个圆形的里边闪着几个外国字母的电灯盘不见了,黑沉沉的楼顶上连红星旗子也看不见了,也许是被拔掉了。并且所有的楼窗好象埋下地窖那么昏黑。

  关于苏联或者就叫俄国吧,虽然我的生地和它那么接近,但我怎么能够知道呢?我不知道。那还是在我小的时候,“买羌贴”,“买羌贴”,“羌贴”是旧俄的纸币(纸卢布)。邻居们买它,亲戚们也买它,而我的母亲好象买得最多。夜里她有时候不睡觉,一听门响,她就跑出去开门,而后就是那个老厨子咳嗽着,也许是提着用纱布做的,过年的时候挂在门前的红灯笼,在厨房里他用什么东西打着他鞋底上结着的冰锥。他和母亲说的是什么呢?微小得象什么也没有说。厨房好象并没有人,只是那些冰锥从鞋底打落下的声音。我能够听得到,有时候他就把红灯笼也提进内房来,站在炕沿旁边的小箱子上,母亲赶快就去装一袋烟,母亲从来对于老厨子没有这样做过。不止装烟,我还看见了给他烫酒,给他切了几片腊肉放在小碟心里。老厨子一边吃着腊肉,一边上唇的胡子流着水珠,母亲赶快在旁边拿了一块方手巾给他。我认识那方手巾就是我的。而后母亲说:

  “天冷啊!三九天有胡子的年纪出门就是这手不容易。”

  这一句话高于方才他们所说的那一大些话。什么“行市”拉!“涨”啦!“落”啦!应该卖啦吧!这些话我不知为什么他们说得那么严重而低小。

  家里这些日子在我觉得好象闹鬼一样,灶王爷的香炉里整夜的烧着香。母亲夜里起来,洗手洗脸,半夜她还去再烧一次。有的时候,她还小声一个人在说着话。我问她的时候,她就说吟的是《金刚经》。而那香火的气味满屋子都是。并且她和父亲吵架。父亲骂她“受穷等不到天亮”,母亲骂他“愚顽不灵”。因为买“羌贴”这件事情父亲始终是不成的。父亲说:

  “皇党和穷党是俄国的事情,谁胜谁败我们怎能够知道!”

  而祖父就不那么说,他和老厨子一样:

  “那穷党啊!那是个胡子头,马粪蛋不进粪缸,走到哪儿不也还是个臭?”

  有一夜,那老厨子回来了,并没有打鞋底的冰锥,也没有说话。母亲和他在厨房里都象被消灭一样,而后我以为我是听到哭声,赶快爬起来去看,并没有谁在哭,是老厨房的鼻头流着清水的缘故。他的灯笼并不放下,拖得很低,几乎灯笼底就落在地上,好象随时他都要走。母亲和逃跑似的跑到内房来,她就把脸伏在我的小枕头上,我的小枕头就被母亲占据了一夜。

  第二天他们都说“穷党”上台了。

  所以这次佩花大会,我无论做得怎样吃力,也觉得我是没有中心思想。“苏联”就是“苏联”,它怎么就不是“帝国主义”呢?同时在我宣传的时候,就感到种种的困难。困难也照样做了。比方我向着一个“苦力”狂追过去,我拦断了他的行路,我把花给他,他不要,只是把几个铜板托在手心上,说:“先生,这花象我们做苦力的戴不得,我们这穿着,就是戴上也不好看,还是给别人去戴吧!”

  还有比这个现在想起来使我脸皮更发烧的事情:我募捐竟募到了一分邮票和一盒火柴。那小烟纸店的老板无论如何摆脱不了我的缠绕之后,竟把一盒火柴摔在柜台上。火柴在柜台上花喇喇地滚到我的旁边,我立刻替国家感到一种侮辱。并不把火柴收起来,照旧向他讲演,接着又捐给我一分邮票。我虽然象一个叫花子似的被人接待着,但在精神上我相信是绝对高的。火柴没有要,邮票到底收了。

  我们的女校,到后来竟公开的领导我们,把一个苏联的也不知道是什么“子弟学校”给占过来,做我们的宿舍。那真阔气,和席子纹一样的拼花地板,玻璃窗子好象商店的窗子那么明朗。

  在那时节我读着辛克来的《屠场》,本来非常苦闷,于是对于这本小说用了一百二十分的热情读下去的。在那么明朗的玻璃窗下读。因为起早到学校去读,路上时常遇到戒严期的兵士们的审问和刺刀的闪光。结果恰恰相反,这本小说和中苏战争同时启发着我,是越启发越坏的。

  正在那时候,就是佩花大会上我们同组那个大个的,鼻子有点发歪的男同学还给我来一封信,说我勇敢,说我可钦佩,这样的女子他从前没有见过。而后是要和我交朋友。那时候我想不出什么理由来,现在想:他和我原来是一样混蛋。
1937.12.13

(署名萧红,刊于1937年12月16日武汉《七月》第1卷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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