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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非亚的愁苦

    侨居在哈尔滨的俄国人那样多。从前他们骂着:“穷党,穷党。”

  连中国人开着的小酒店或是小食品店,都怕“穷党”进去。谁都知道“穷党”喝了酒,常常会讨不出钱来。

  可是现在那骂着穷党的,他们做了“穷党”了:马车夫,街上的浮浪人,叫化子,至于那大胡子的老磨刀匠,至于那去过欧战的独腿人,那拉手风琴在乞讨铜板的,人们叫他街头音乐家的独眼人。

  索非亚的父亲就是马车夫。

  索非亚是我的俄文教师。

  她走路走得很漂亮,象跳舞一样。可是,她跳舞跳得怎样呢?那我不知道,因为我还不懂得跳舞。但是我看她转着那样圆的圈子,我喜欢她。

  没多久,熟识了之后,我们是常常跳舞的。“再教我一个新步法!这个,你看我会了。”

  桌上的表一过十二点,我们就停止读书。我站起来,走了一点姿式给她看。

  “这样可以吗?左边转,右边转,都可以!”

  “怎么不可以!”她的中国话讲得比我们初识的时候更好了。

  为着一种感情,我从不以为她是一个“穷党”,几乎连那种观念也没有存在。她唱歌唱得也很好,她又教我唱歌。有一天,她的手指甲染得很红的来了。还没开始读书,我就对她的手很感到趣味,因为没有看到她装饰过。她从不涂粉,嘴唇也是本来的颜色。

  “嗯哼,好看的指甲啊!”我笑着可是她没笑,她一半说着俄国话。‘涅克拉西为’。

  “呵!坏的,不好的,‘涅克拉西为’是不美的、难看的意思。”

  我问她:“为什么难看呢?”

  “读书,读书,十一点钟了。”她没有回答我。

  后来,我们再熟识的时候,不仅跳舞,唱歌,我们谈着服装,谈着女人:西洋女人,东洋女人,俄国女人,中国女人。有一天,我们正在讲解着文法,窗子上有红光闪了一下,我招呼着:

  “快看!漂亮哩!”房东的女儿穿着红缎袍子走过去。

  我想,她一定要称赞一句。可是她没有:

  “白吃白喝的人们!”

  这样合乎文法完整的名词,我不知道为什么她能说出来?当时,我只是为着这名词的构造而惊奇。至于这名词的意义,好象以后才发现出来。

  后来,过了很久,我们谈着思想,我们成了好友了。

  “白吃白喝的人们,是什么意思呢?”我已经问过她几次了,但仍常常问她。她的解说有意思:“猪一样的,吃得很好,睡得很好。什么也不做,什么也不想……”

  “那么,白吃白喝的人们将来要做‘穷党’了吧?”

  “是的,要做‘穷党’的。不,可是……”她的一丝笑纹也从脸上退走了。

  不知多久,没再提到“白吃白喝”这句话。我们又回转到原来友情上的寸度:跳舞、唱歌,连女人也不再说到。我的跳舞步法也和友情一样没有增加,这样一直继续到“巴斯哈”节。

  节前的几天,索非亚手脸色比平日更惨白些,嘴唇白得几乎和脸色一个样,我也再不要求她跳舞。

  就是节前的一日,她说:“明天过节,我不来,后天来。”

  后天,她来的时候,她向我们说着她愁苦,这很意外。友情因为这个好象又增加起来。

  “昨天是什么节呢?”

  “‘巴斯哈’节,为死人过的节。染红的鸡子带到坟上去,花圈带到坟上去……”

  “什么人都过吗?犹太人也过‘巴斯哈’节吗?”

  “犹太人也过,‘穷党’也过,不是‘穷党’也过。”

  到现在我想知道索非亚为什么她也是“穷党”,然而我不能问她。

  “愁苦,我愁苦……妈妈又生病,要进医院,可是又请不到免费证。”

  “要进哪个医院。”

  “专为俄国人设的医院。”

  “请免费证,还要很困难的手续吗?”

  “没有什么困难的,只要不是‘穷党’。”

  有一天,我只吃着干面包。那天她来得很早,差不多九点半钟她就来了。

  “营养不好,人是瘦的、黑的,工作得少,工作得不好。慢慢健康就没有了。”

  我说:“不是,只喜欢空吃面包,而不喜欢吃什么菜。”

  她笑了:“不是喜欢,我知道为什么。昨天我也是去做客,妹妹也是去做客。爸爸的马车没有赚到钱,爸爸的马也是去做客。”

  我笑她:“马怎么也会去做客呢?”

  “会的,马到它的朋友家里去,就和它的朋友站在一道吃草。”

  俄文读得一年了,索非亚家的牛生了小牛,也是她向我说的。并且当我到她家里去做客,若当老羊生了小羊的时候,我总是要吃羊奶的。并且在她家我还看到那还不很会走路的小羊。

  “吉卜赛人是‘穷党’吗?怎么中国人也叫他们‘穷党’呢?”这样话,好象在友情最高的时候更不能问她。

  “吉卜赛人也会讲俄国话的,我在街上听到过。”

  “会的,犹太人也多半会俄国话!”索非亚的眉毛动弹了一下。

  “在街上拉手风琴的一个眼睛的人,他也是俄国人吗?”

  “是俄国人。”

  “他为什么不回国呢?”

  “回国!那你说我们为什么不回国?”她的眉毛好象在黎明时候静止着的树叶,一点也没有摇动。

  “我不知道。”我实在是慌乱了一刻。

  “那么犹太人回什么国呢?”

  我说:“我不知道。”

  春天柳条抽着芽子的时候,常常是阴雨的天气,就在雨丝里一种沉闷的鼓声来在窗外了:

  “咚咚!咚咚”

  “犹太人,他就是父亲的朋友,去年‘巴斯哈’节他是在我们家里过的。他世界大战的时候去打过仗。”

  “咚咚,咚咚,瓦夏!瓦夏!”

  我一面听着鼓声,一面听到喊着瓦夏,索非亚的解说在我感不到力量和微弱。

  “为什么他喊着瓦夏?”我问。

  “瓦夏是他的伙伴,你也会认识他……是的,就是你说的中央大街上拉风琴的人。”

  那犹太人的鼓声并不响了,但仍喊着瓦夏,那一双肩头一起耸起又一起落下,他的腿是一只长腿一只短腿。那只短腿使人看了会并不相信是存在的,那是从腹部以下就完全失去了,和丢掉一只腿的蛤蟆一样奇形。

  他经过我们的窗口,他笑笑。

  “瓦夏走得快哪!追不上他了。”这是索非亚给我翻译的。

  等我们再开始讲话,索非亚她走到屋角长青树的旁边:

  “屋子太没趣了,找不到灵魂,一点生命也感不到的活着啊!冬天屋子冷,这树也黄了。”

  我们的谈话,一直继续到天黑。

  索非亚述说着在落雪的一天,她跌了跤,从前安得来夫将军的儿子在路上骂她“穷党”。

  “……你说,那猪一样的东西,我该骂他什么呢?——骂谁‘穷党’!你爸爸的骨头都被‘穷党’的煤油烧掉了——他立刻躲开我,他什么话也没有再回答。‘穷党’,吉卜赛人也是‘穷党’,犹太人也是‘穷党’。现在真正的‘穷党’还不是这些人,那些沙皇的子孙们,那些流氓们才是真正的‘穷党’。”

  索非亚的情感约束着我,我忘记了已经是应该告别的时候。

  “去年的‘巴斯哈’节,爸爸喝多了洒,他伤心……他给我们跳舞,唱高加索歌……我想他唱的一定不是什么歌曲,那是他想他家乡的心情的嚎叫,他的声音大得厉害哩!我的妹妹米娜问他:‘爸爸唱的是哪里的歌?’他接着就唱起‘家乡’‘家乡’来了,他唱着许多家乡。我们生在中国地方,高加索,我们对它一点什么也不知道。妈妈也许是伤心的,她哭了!犹太人哭了——拉手风琴的人,他哭的时候,把吉卜赛女孩抱了起来。也许他们都想着‘家乡’。可是,吉卜赛女孩不哭,我也不哭。米娜还笑着,她举起酒瓶来跟着父亲跳高加索舞,她一再说:‘这就是火把!’爸爸说:‘对的。’他还是说高加索舞是有火把的。米娜一定是从电影上看到过火把。……爸爸举着三弦琴。”

  索非亚忽然变了一种声音:

  “不知道吧!为什么我们做‘穷党’?因为是高加索人。哈尔滨的高加索人还不多,可是没有生活好的。从前是‘穷党’,现在还是‘穷党’。爸爸在高加索的时候种田,来到中国也是种田。现在他赶马车,他是一九一二年和妈妈跑到中国来。爸爸总是说:‘哪里也是一样,干活计就吃饭。’这话到现在他是不说的了……”

  她父亲的马车回来了,院里啷啷地响着铃子。

  我再去看她,那是半年以后的事,临告别的时候,索非亚才从床上走下地板来。

  “病好了我回国的。工作,我不怕,人是要工作的。传说,那边工作很厉害。母亲说,还不要回去吧!可人们没有想想,人们以为这边比那边待他还好!”走到门外她还说:

  “‘回国证’怕难一点,不要紧,没有‘回国证’,我也是要回去的。”她走路的样子再不象跳舞,迟缓与艰难。

  过了一个星期,我又去看她,我是带着糖果。

  “索非亚进了医院的。”她的母亲说。

  “病院在什么地方?”

  她的母亲说的完全是俄语,那些俄文的街名,无论怎样是我所不懂的。

  “可以吗?我去看看她?”

  “可以,星期日可以,平常不可以。”

  “医生说她是什么病?”

  “肺病,很轻的肺病,没有什么要紧。‘回国证’她是得不到的,‘穷党’回国是难的。”

  我把糖果放下就走了。这次送我出来的不是索非亚,而是她的母亲。
(首刊于1936年4月10日上海《大公报》副刊《文艺》第12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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