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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先生记(二)

在我住所的北边,有一带小高坡,那上面种的或是松树,或是柏树。它们在雨天里,就像同在夜雾里一样,是那么朦胧而且又那么宁静!好像飞在枝间的鸟雀羽翼的音响我都能够听到。

但我真的听得到的,却还是我自己脚步的声音,间或从人家墙头的枝叶落到雨伞上的大水点特别地响着。

那天,我走在道上,我看着伞翅上不住地滴水。

“鲁迅是死了吗?”

于是心跳了起来,不能把“死”和鲁迅先生这样的字样相连接,所以左右反复着地是那个饭馆里下女的金牙齿,那些吃早餐的人的眼镜、雨伞,他们好像小型木凳似的雨鞋;最后我还想起了那张贴在厨房边的大画,一个女人,抱着一个举着小旗的很胖的孩子,小旗上面就写着:“富国强兵”;所以以后,一想到鲁迅的死,就想到那个很胖的孩子。

我已经打开了房东的格子门,可是我无论如何也走不进来,我气恼着:我怎么忽然变大了?

女房东正在瓦斯炉旁斩断一根萝卜,她抓住了她白色的围裙开始好像鸽子似的在笑:“伞 … … 伞… …”

原来我好像要撑着伞走上楼去。

她的肥胖的脚掌和男人一样,并且那金牙齿也和那饭馆里下女的金牙齿一样。日本女人多半镶了金牙齿。

我看到有一张报纸上的标题是鲁迅的“偲”。这偲个字,我翻了字典,在我们中国的字典上没有这个字。而文章上的句子里, “逝世,逝世”这字样有过好几个,到底是谁逝世了呢?因为是日文报纸看不懂之故。

第二天早晨,我又在那个饭馆里在什么报的文艺篇幅上看到了“逝世,逝世”,再看下去,就看到“损失”或“殒星”之类。这回,我难过了,我的饭吃了一半,我就回家了。一走上楼,那空虚的心脏,像铃子似的闹着,而前房里的老太婆在打扫着窗棂和席子的噼啪声,好像在打着我的衣裳那么使我感到沉重。在我看来,虽是早晨,窗外的太阳好像正午一样大了。

我赶快乘了电车,去看××。我在东京的时候,朋友和熟人,只有她。车子向着东中野市郊开去,车上本不拥挤,但我是站着。“逝世,逝世”,逝世的就是鲁迅?路上看了不少的山、树和人家,它们却是那么平安、温暖和愉快!我的脸几乎是贴在玻璃上,为的是躲避车上的烦扰,但又谁知道,那从玻璃吸收来的车轮声和 机械声,会疑心这车子是从山崖上滚下来了。

××在走廊边上,刷着一双鞋子,她的扁桃腺炎还没有全好,看见了我,颈子有些不会转弯地向我说:

“啊!你来得这样早!”

我把我来的事情告诉她,她说她不相信。因为这事情我也不愿意它是真的,于是找了一张报纸来读。

“这些日子病得连报也不订,也不看了。”她一边翻那在长桌上的报纸,一边用手在摸抚着颈间的药布。

而后,她查了查日文字典,她说那个“偲”字是个印象的意思,是面影意思。她说一定有人到上海访问了鲁迅回来写的。

我问她:“那么为什么有逝世在文章中呢?”我又想起来了,好像那文章上又说:鲁迅的房子有枪弹穿进来,而安静的鲁迅,竟坐在摇椅上摇着。或者鲁迅是被枪打死的?日本水兵被杀事件,在电影上都看到了,北四川路又是戒严,又是搬家。鲁迅先生又是住的北四川路。

但她给我的解释,在阿Q心理上非常圆满,她说:“逝世”是从鲁迅的口中谈到别人的“逝世”,“枪弹”是鲁迅谈到“一二·八”时的枪弹,至于“坐在摇椅上”,她说谈过去的事情,自然不用惊慌,安静地坐在摇椅上又有什么希奇。

出来送我走的时候,她还说:

“你这个人啊!不要神经质了!最近在《作家》上、《中流》上他都写了文章,他的身体可见是在复原期中… …”

她说我好像慌张得有点傻,但是我愿意听。于是在阿Q心理上我回来了。

我知道鲁迅先生是死了,那是22日,正是靖国神社开庙会的时节。我还未起来的时候,那天天空开裂的爆竹,发着白烟,一个跟着一个在升起来。隔壁的老太婆呼喊了几次,她阿拉阿拉地向着那爆竹升起来的天空呼喊,她的头发上开始束了一条红绳。楼下,房东的孩子上搂来送我一块撒着米粒的糕点,我说谢谢他们,但我不知道在那孩子脸上接受了我怎样的眼睛。因为才到五岁的孩子,他带小碟下楼时,那碟沿还不时地在楼梯上磕碰着。他大概是害怕我。

靖国神社的庙会一直闹了三天,教员们讲些下女在庙会时节的故事,神的故事,和日本人拜神的故事,而学生们在满堂大笑,好像世界上并不知道鲁迅死了这回事。

有一天,一个眼睛好像金鱼眼猜的人,在黑板上写着:鲁迅先生大骂徐懋庸引起了文坛一场风波…… 茅盾起来讲和… …

这字样一直没有擦掉。那卷发的,小小的,和中国人差不多的教员,他下课以后常常被人团聚着,谈些个两国不同的习惯和风俗。他的北京话说得很好,中国的旧文章和诗也读过一些。他讲话常常把眼睛从下往上看着:

“鲁迅这个人,你觉得怎么样?”我很奇怪,又像很害怕,为什么他向我说?结果晓得不是向我说。在我旁边那个位置上的人站起来了,有的教员点名的时候问过他:“你多大岁数?”他说他30多岁。教员说:“我看你好像50多岁的样子……”因为他的头发白了一半

他作旧诗作得很多,秋天,中秋游日光,游浅草,而且还加上谱调读着。有一天他还让我看看,我说我不懂,别的同学有的借他的诗本去抄录。我听过几次,有人间他:“你没再作诗吗?”他答:“没有喝酒呢?”

他听到有人间他,他就站起来了:

“我说… …先生… …鲁迅,这个人没有什么,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他的文章就是一个骂 ,而且人格上也不好,尖酸刻薄。”

他的黄色的小鼻子歪了一下。我想用手替他扭正过来。

一个大个子,戴着四角帽子,他是“满洲国”的留学生,听说话的口音,还是我的同乡。

“听说鲁迅不是反对‘满洲国’的吗?”那个日本教员,抬一抬肩膀,笑了一下:“嗯!”

过了几天,日华学会开鲁迅追悼会了。我们这一班中40几个人,去追悼鲁迅先生的只有一位小姐。她回来的时候,全班的人都笑她,她的脸红了,打开门,用脚尖向前走着,走得越轻越慢,而那鞋跟就越响。她穿的衣裳颜色一点也不调配,有时是一件红裙子绿上衣,有时是一件黄裙子红上衣。

这就是我在东京看到的这些不调配的人,以及鲁迅的死对他们激起怎样不调配的反应。

1938年


(该文首刊于1937年10月16日出版的《七月》第1集第1期,题名为《在东京》本文作于1937年8月,篇未注为1938年,大概是印刷上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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