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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鹿地夫妇


池田在开仗的前夜,带着一匹小猫仔来到我家的门口,因为是夜静的时候,那鞋底拍着楼廊的声音非常响亮。

  “谁呀!”

  这声音并没有回答,我就看到是日本朋友池田,她的眼睛好像被水洗过的玻璃似的那么闪耀。

  “她怎么这时候来的呢,她从北四川路来的……”这话在我的思想里边绕了一周。

  “请进来呀!”

  一时看不到她的全身,因为她只把门开了一个小缝。

  “日本和中国要打仗。”

  “什么时候?”

  “今天夜里四点钟。”

  “真的吗?”

  “一定的。”

  我看一看表,现在是十一点钟。“一、二、三、四、五——”我说还有五个钟头。

  那夜我们又讲了些别的就睡了。军睡在外室的小床上,我和池田就睡在内室的大床上,这一夜没有睡好,好像很热,小猫仔又那么叫,从床上跳到地上,从地上又跳到椅子上,而后再去撕着窗帘。快到四点钟的时候,我好象听到了两下枪响。

  “池田,是枪声吧!”

  “大概是。”

  “你想鹿地怎么样,若真的今开仗,明天他能跑出来不能?”

  “大概能,那就不知道啦!”

  夜里开枪并不是事实。第二天我们吃完饭,三个人坐在地板的凉席上乘凉。这时候鹿地来了,穿一条黄色的短裤,白衬衫,黑色的卷卷头发,日本式的走法。走到席子旁边,很习惯的就脱掉鞋子坐在席子上。看起来他很快活,日本话也说,中国字也有。他赶快地吸纸烟,池田给他作翻译。他一着急就又加几个中国字在里面。转过脸来向我们说:

  “是的,叭叭开枪啦……”

  “是什么地方开的?”我问他。

  “在陆战队……边上。”

  “你看见了吗?”

  “看见的……”

  他说话十分喜欢用手势:“我,我,我看见啦……完全死啦!”而后他用手巾揩着汗。但是他非常快活,笑着,全身在轻松里边打着转。我看他像洗过羽毛的雀子似的振奋,因为他的眼光和嘴唇都像讲着与他不相干的,同时非常感到兴味的人一样。

  夜晚快要到来,第一发的炮声过去了。而我们四个人——池田、鹿地、萧军和我——正在吃晚饭,池田的大眼睛对着我,萧军的耳向旁边歪着,我则感到心脏似乎在移动。但是我们合起声音来:

  “哼!”彼此点了点头。

  鹿地有点像西洋人的嘴唇,扣得很紧。

  第二发炮弹发过去了。

  池田仍旧用日本女人的跪法跪在席子上,我们大概是用一种假象把自己平定下来,所以仍旧吃着饭。鹿地的脸色自然变得很不好看了。若是我,我一定想到这炮声就使我脱离了祖国。但是他的感情一会就恢复了。他说:

  “日本这回坏啦,一定坏啦……”这话的意思是日本要打败的,日本的老百姓要倒楣的,他把这战争并不看得怎样可怕,他说日本军阀早一天破坏早一天好。

  第二天他们到S家去住的。我们这里不大方便;邻居都知道他们是日本人,还有一个白俄在法国捕房当巡捕。街上打间谍,日本警察到他们从前住过的地方找过他们。在两国夹攻之下,他们开始被陷进去。

  第二天我们到S家去看他们的时候,他们住在三层楼上,尤其是鹿地很开心,俨俨乎和主人一样。两张大写字台靠着窗子,写字台这边坐着一个,那边坐着一个,嘴上都叼着香烟,白金龙香烟四五罐,堆成个小塔型在桌子头上。他请我吃烟的时候,我看到他已经开始工作。很讲究的黑封面的大本子摊开在他的面前,他说他写日记了,当然他写的是日文,我看了一下也看不懂。一抬头看到池田在那边也张开了一个大本子。我想这真不得了,这种克制自己的力量,中国人很少能够做到。无论怎样说,这战争对于他们比对于我们,总是更痛苦的。又过了两天,大概他们已经写了一些日记了。他们开始劝我们,为什么不参加团体工作呢?鹿地说:

  “你们不认识救亡团体吗?我给介绍!”这样好的中国话是池田给修改的。

  “应该工作了,要快工作,快工作,日本军阀快完啦……”

  他们说现在写文章,以后翻成别国文字,有机会他们要到各国去宣传。

  我看他们好象变成了中国人一样。

  三二日之后去看他们,他们没有了。说他们昨天下午一起出去就没有回来。临走时说吃饭不要等他们,至于哪里去了呢?S说她也不知道。又过了几天,又问了好几次,仍旧不知道他们在哪里。

  或者被日本警察捉去啦,送回国去啦!或者住在更安全的地方,大概不能有危险吧!

  一个月以后的事:我拿刀子在桌子上切葱花,准备午饭,这时候,有人打门,走进来的人是认识的,可是他一向没有来过,这次的来不知有什么事。但很快就得到结果了:鹿地昨夜又来到S家。听到他们并没有出危险,很高兴。但他接着再说下去就是痛苦的了。他们躲在别人家里躲了一个月,那家非赶他们离开不可,因为住日本人,怕当汉奸看待。S家很不便,当时S做救亡工作,怕是日本探子注意到。

  “那么住到那里去呢?”我问。

  “就是这个问题呀!他们要求你去送一封信,我来就是找你去送信,你立刻到S家去。”

  我送信的地方是个德国医生,池田一个月前在那里治过病,当上海战事开始的时候,医生太太向池田说过:假若在别的地方住不方便,可以搬到她家去暂住。有一次我陪池田去看医生,池田问他:

  “你喜欢希特勒吗?”

  医生说:“唔……不喜欢。”并且说他不能够回德国。

  根据这点,池田以为医生是很好的人,同时又受希特勒的压迫。

  我送完了信,又回到S家去,我上楼说:

  “可以啦,大概是可以。”

  回信,我并没拆开读,因为我的英文不好。他们两个从地板上坐起来。打开这信:

  “随时可来,我等候着……”池田说信上写着这样的话。

  “我说对么!那医生当我临走的时候还说,把手伸给他,我知道他就了解了。”

  这回鹿地并不怎样神气了,说话不敢大声,不敢站起来走动。晚饭就坐在地板的席子上吃的,台灯放在地上,灯头被蒙了一块黑纱布,就在这微黑的带着神秘的三层楼上,我也和他们一起吃的饭。我端碗来,再三的不能把饭咽下去,我看一看池田发亮的眼睛,好象她对她自己未知的命运还不如我对他们那样关心。

  “吃鱼呀!”我记不得是他们谁把一段鱼尾摆在我的碗上来。

  当着一个人,在他去试验他出险的道路前一刻,或者就正在出险之中,为什么还能够这样安宁呢!我实在对这晚餐不能够多吃。我为着我自己,我几次说着多余的闲间话:

  “我们好像山寨们在树林里吃饭一样……”按着我还是说:“不是吗?看像不像?”

  回答这话的没有人,我抬头看一看四壁,这是一间藏书房,四壁黑沉沉的站着书箱或书柜。

  八点钟刚过,我就想去叫汽车,他们说,等一等,稍微晚一点更好。鹿地开始穿西装,白裤子,黑上衣,这是一个西洋朋友给他的旧衣裳(他自己的衣裳从北四路逃出来时丢掉了)。多么可笑啊!又象贾伯林又像日本人。

  “这个不要紧!”指着他已经蔓延起来的胡子对我说:“像日本人不像?”

  “不像。”但明明是像。

  等汽车来了时,我告诉他:

  “你绝对不能说话,中国话也不要说,不开口最好,若忘记了说出日本字来那是危险的。”

  报纸上登载过法租界和英租界交界的地方,常常有小汽车被验查。假若没有人陪着他们,他们两个差不多就和哑子一样了。鹿地干脆就不能开口。至于池田一听就知道说的是日本的中国话。

  那天晚上下着一点小雨,记得大概我是坐在他们两个人之间,有两小箱笼颠动在我们膝盖的前边。爱多亚路被指路灯所照,好象一条虹彩似的展开在我们的面前,柏油路被车轮所擦过的纹痕,在路警指管着的红绿灯下,变成一条红的,而后又变成一条绿的,我们都把眼睛看着这动乱交错的前方。同时司机人前面那块玻璃上有一根小棍来回地扫着那块扇形的地盘。

  车子到了同孚路口了,我告诉车子左转,而后靠到马路的右边。

  这座大楼本来是有电梯的,因为司机人不在,等不及了,就从扶梯跑上去。我们三个人都提着东西,而又都跑得快,好像这一路没有出险,多半是因为这最末的一跑才做到的。

  医生在小客厅里接待着鹿地夫妇:

  “弄错了啦,嗯!”

  我所听到的,这是什么话呢?我看看鹿地,我看看池田,再看看胖医生。

  “医生弄错啦,他以为是要来看病的人,所以随时可来。”

  “那么房子呢?”

  “房子他没有。”池田摆一摆手。

  我想这回可成问题了,我知道S家绝对不能再回去。找房子立刻是可能的吗?而后我说到我家去可以吗?

  池田说:“你们家那白俄呀!”

  医生还不错,穿了雨衣去替他们找房子去了。在这中间,非常恐慌。他说房子就在旁边,可是他去了好多时候没有回来。

  “箱子里边有写的文章啊!老医生不是去通知捕房?”池田的眼睛好像枭鸟的眼睛那么大。

  过了半点钟的样子,医生回来了,医生又把我们送到那新房子。

  走进去一看,就像个旅馆,茶房非常多,说中国话的,说法国话的,说俄国话的,说英国话的。

  刚一开战,鹿地就说过要到国际上去宣传,我看那时候,他可差不多去到国际上了。

  这地方危险是危险的,怎么办呢?只得住下了。

  中国茶房问:“先生住几天呢?”

  我说住一两天,但是鹿地说:“不!不!”只说了半截就回去了,大概是日本话又来到嘴边上。

  池田有时说中国话,有时说英国话,茶房来了一个,去了,又来了一个。

  鹿地静静地站在一边。

  大床、大桌子、大沙发,棚顶垂着沉重的带着锁的大灯头。并且还有一个外室,好像阳台一样。

  茶房都去了,鹿地仍旧站着,地心有一块花地毯,他就站在地毯的边上。

  我告诉他不要说日本话,因为隔壁的房子说不定住的是中国人。

  “好好地休息吧!把被子摊在床上,衣箱就不要动了,三两天就要搬的。我把这情况通知别的朋友……”往下我还有话要说,中国茶房进来了,手里端着一个大白铜盘子,上面站着两个汽水瓶。我想这个五块钱一天的旅馆还给汽水喝!问那茶房,那茶房说是白开水,这开水怎样卫生,怎样经过过滤,怎样多喝了不会生病。正在这时候,他却来讲卫生了。

  向中国政府办理证明书的人说,再有三五天大概就替他们领到,可是到第七天还没有消息。他们在那房子里边,简直和小鼠似的,地板或什么东西有时格格地作响,至于讲话的声音,外边绝对听不到。

  每次我去的时候,鹿地好像还是照旧的样子,不然就是变了点,也究竟没变了多少,喜欢讲笑话。不知怎么想起来的,他又说他怕女人:

  “女人我害怕,别的我不怕……女人我最怕。”

  “帝国主义你不怕?”我说。

  “我不怕,我打死他。”

  “日本警察捉你也不怕?”我和池田是站在一面的。

  池田听了也笑,我也笑,池田在这几天的不安中也破例了。

  “那么你就不用这里逃到那里,让日本警察捉去好啦!其实不对的,你还是最怕日本警察。我看女人并不绝顶的厉害,还是日本警察绝顶的厉害。”

  我们都笑了,但是都没有高声。

  最显现在我面前的是他们两个有点憔悴的颜面。

  有一天下午,我陪着他们谈了两个多钟头,对于这一点点时间,他们是怎样的感激呀!我临走时说:

  “明天有工夫,我早点来看你们,或者是上午。”

  尤其是池田立刻说谢谢,并且立刻和我握握手。

  第二天我又来迟了,池田不在房里。鹿地一看到我,就从桌上摸到一块白纸条。他摇一摇手而后他在纸条上写着:

  今天下午有巡捕在门外偷听了,一下午英国巡捕(即印度巡捕)、中国巡捕,从一点钟起停到五点钟才走。

  但最感动我的是他在纸条上出现着这样的字:——今天我决心被捕。

  “这被捕不被捕,怎能是你决心不决心的呢?”这话我不能对他说,因为我知道他用的是日本文法。

  我又问他打算怎样呢?他说没有办法,池田去到S家里。

  那个时候经济也没有了,证明书还没有消息。租界上日本有追捕日本或韩国人的自由。想要脱离租界,而又一步不能脱离。到中国地去,要被中国人误认作间谍。

  他们的生命,就象系在一根线上么脆弱。

  那天晚上,我把他们的日记、文章和诗,包集起来带着离开他们。我说:

  “假使日本人把你们捉回去,说你们帮助中国,总是没有证据的呀!”

  我想我还是赶快走的好,把这些致命的东西快些带开。

  临走时我和他握握手,我说不怕。至于怕不怕,下一秒钟谁都没有把握。但我是说了,就象说给站在狼洞里边的孩子一样。

  以后再去看他们,他们就搬了,我们也就离开上海。
(署名萧红刊于1938年5月1日武汉《文艺阵地》第一卷第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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