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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红生平

(四)

1928年(民国17年)18岁

【本纪】

初中二年级。

1928年张作霖被日本关东军炸死后,日本为了控制东北,又逼迫张学良签定“满蒙新五路”条约,激起东北人民反日新高潮,各大中城市举行示威游行。11月9日哈尔滨大中小学校学生罢课,上街游行示威。学生游行队伍行进到滨江县界时,滨江县警察厅长高齐栋下令开枪,打伤学生240多人,惨案发生后,学生包围了滨江道尹公署,哈尔滨各界纷纷集会声援学生的爱国行动。在群众的强大压力下,东北边防长官张学良不得不惩罚肇事人员,将高齐栋撤职,派代表赴哈慰问受伤学生。萧红参加了这次学生的罢课示威游行。

【自述】

“1928年的故事,这故事,我讲了好几次。而每当我读了一节关于学生运动纪载的文章之后,我就想起那年在哈尔滨的学生运动,那时候我是一个女子中学的学生,是开始接近冬天的季节。我们是在二屋搂上有着壁炉的课堂里面读着英语课本。……英文教员在写着一个英文字母,他回一回头,他看一看我们,可是接着又写下去,一个字终于没有写完,外边的声音就大了,玻璃窗子好像在雨天里被雷声在抖着似的那么轰响,短板墙以外的石头道上呼叫着的那许多人,我从来没有见过,使我想象到军队,又想象到马群,又想象到波浪,……总之,对于这个我有点害怕。校门前跑着拿长棒的童子军,而后他们冲进了教员室,冲进了校长室,等我们全体走下楼梯的时候,我听到校长室里在闹着。这次事件一点也不光荣,使我以后见到男学生们总带着对不住或软弱的心情。

“‘你不放你的学生出动吗?……我们就是钢铁,我们就是熔炉……’跟着就听到有木棒打在门扇上或地板上,那乱嘈嘈的鞋底的响声。这一切好像有一场大事件就等待着发生,于是有一种庄严而宽宏的情绪高涨在我们的血管里。

“‘走!跟着走!’大概那是领袖,他的左边的袖子上围着一圈白布,没有戴帽子,从楼梯口向上望着,我看他们快要变成广播机了:‘走!跟着走!’

“而后又看到女校长的发青的脸色,她的眼和星子似的闪动在她的恐惧中。

“‘你们跟着去吧!要守秩序。’她好像被鹰类捉拿到的鸡似的软弱,她是被拖在两个戴大帽子的童子军的臂膀上。

“我们400多人在大操场上排着队的时候,那些男同学还满院子跑着,搜索着,好像对于小偷那种形式,侮辱!他们竟搜索到厕所。

“女校长那混蛋,刚一脱离了童子军的臂膀,她又恢复了那假装着女皇的架子。‘你们跟他们去,要守秩序,不能破格……不能和那些男学生们那么没有教养,那么野蛮。……’而后她抬起一只袖子来:‘你们知道你们是女学生吗?记得住吗?是女学生。’

“在男学生面前,她又说了这样的话,可是一走出校门不远,连对这侮辱的愤怒都忘了。向着喇嘛台,向着火车站。小学校、中学校、大学校,几千人的行列,……那时候,我觉得我是在这几千人之中,我的脚步,我觉得很有力。凡是我看到的东西,已经都变成了严肃的东西,无论马路上的石子,或是那已经落了叶的街树。反正我是站在‘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喊声中了。……

“……

“第二天没有男同学来攫,是自动出发的,在南岗下许公路的大空场子上开的临时会议,这一天不是‘游行’,不是‘请愿’,而要‘示威’了。……学生联合会的主席……他说的话使我很佩服,因为我从来没晓得日本还与我们有这样大的关系,他说日本要完成了吉敦铁路就可以向东北进兵……并且又听他说进兵进得那样快,也不是20几小时?就可以把多少大兵向我们的东三省开来,就可以灭我们的东三省。……

“组织宣传队的时候,我站过去我说我愿意宣传。别人都是被推举的,而我是自告奋勇的。于是我就开始站在雪花里开始读着我已经得到的传单。而后有人发给我一张小旗,经过一会又有人在我的胳膊上用扣针给我钉上一条白布,那上面还卡着红色的印章,究竟那印章是什么字,我也没有看出来。……

“……

“大队重新收拾起来,又发着命令,可是枪声又响了,对于枪声,好像是看到火花似的那么热烈。至于‘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日本完成吉敦铁路!’这些事情的本身,已经被人们忘记了,唯一所要打倒的就是滨江县政府。到后来连滨江县政府也被忘记了,只喊‘打倒警察!打倒警察!’这一场斗争到后来,我觉得比一开头还有趣味,在那时,‘日本帝国主义,我相信我绝对没有见过,可是警察我是见过的,于是我就嚷着:‘打倒警察!打倒警察!’

“我手中的传单,我都顺着风让它们飘去了,只带着一张小白旗和自己的喉咙从那零散的人逢中穿过去。……

“第二天的报纸上躺着那些受伤的同学们的照片,……那条铁路到底完成了。”(《一条铁路底完成》)

1929年(民国18年)19岁

【本纪】

由初二升入初三。

旧历二月初五(3月15日),家里大设宴席,为祖父庆祝80大寿,黑龙江省剿匪总司令、东北陆军十二旅中将旅长马占山和上校骑兵团团长王廷兰、呼兰县长廖飞鹏,以及地方上的头头脑脑都来为祖父祝寿。马占山还赠送给祖父一块“康疆逢吉”的牌匾,并由他提议,当场决定将萧红家住的英顺胡同改为长寿胡同。

五月初一(6月7日)祖父病故。

在中苏战争中,萧红因不了解苏联国家的性质,受当局的欺骗,参加反苏募捐。

萧红在参加学生爱国运动中结识哈尔滨法政大学学生陆振舜,并产生感情,她向父亲提出解除与王恩甲的婚约,遭到父亲的拒绝,精神很痛苦。

张秀珂入呼兰中学初中一年级。

【自述】

“……所以这次佩花大会,我无论做得怎样吃力,也觉得我是没有中心思想,‘苏联’就是‘苏联’,它怎么就不是‘帝国主义’呢?同时在我宣传的时候,就感到种种困难。困难也照样做了。比方我向着一个‘苦力’狂追过去,我拦断了他的行路,我把花给他,他不要,只是把几个铜板托在手心上说:‘先生,这花像我们做‘苦力’的戴不得,我们这穿着,就是戴上也不好看,还是给别人去戴吧’!

“虽然只那么几个铜板,我也收过来。

“还有比这个现在想起来使我脸皮更发烧的事情:我募捐竞募到一分邮票和一盒火柴。那小烟纸店的老板无论如何摆脱不了我的缠绕之后,竟把一盒火柴摔到柜台上。火柴在柜台上花喇喇地滚到我的旁边,我立刻替国家感到一种侮辱。并不把火柴收起来,照旧向他讲演。接着又捐给我一分邮票。我虽然像一个叫花子似的被接待着,但在精神上我相信是绝对高傲的,火柴没有要,邮票到底收下了。

“我们的女校长到后来竟公开的领导我们,把一个苏联的也不知是什么子弟学校,给占过来做我们的宿舍,那真阔气,和席子纹一样的拼花地板,玻璃窗子好像商店的窗子那么明朗。

“在那个时节,我读着辛克莱的《屠场》,本来非常苦闷,于是对于这本小说用了一百二十分的热情读下去的,在那么明朗的玻璃窗下读。因为起早到学校去读,路上时常遇到戒严期的兵士们的审问和刺刀的闪光。结果恰恰相反,这本小说和中苏战争同时启发着我,是越启发越坏的。

“正在这时候,就是佩花大会上我们同组的那个小个的,鼻子有点发歪的男同学还给我来一封信,说我勇敢,说我可钦佩,这样的女子他从前没有见过。而后是要和我交朋友。那时候我想不出什么理由来,现在想:他和我原来是一样混蛋。”(《一九二九底愚昧》)

“祖父装进棺材去的那天早晨,正是后园里玫瑰花开放满树的时候。我扯着祖父的一张被角,抬向灵前去。吹鼓手在灵前吹着大喇叭。

“我怕起来,我号叫起来。”

“‘咣咣!’黑色的,半尺厚的灵柩盖子压上去。

“吃饭的时候,我饮了酒,用祖父的酒杯饮的。饭后我跑到后园玫瑰树下去卧倒,园中飞着蜂子和蝴蝶,绿草的清凉的气味,这都和10年前一样,可是10年前死了妈妈。妈妈死后我仍是在园中扑蝴蝶;这回祖父死去,我却饮了酒。

“过去的10年我是和父亲打斗着生活。在这期间我觉得人是残酷的东西。父亲对我是没有好面孔的,对于仆人也是没有好面孔的,他对于祖父也是没有好面孔的。因为仆人是穷人,祖父是老人,我是个小孩子,所以我们这些完全没有保障的人就落到他的手里。后来我看到新娶来的母亲也落到他的手里,他喜欢她的时候,便同他说笑,他恼怒时便骂她,母亲渐渐也怕起父亲来。

“母亲也不是穷人,也不是老人,也不是孩子,怎么也怕起父亲来呢?我到邻家去看看,邻家的女人也是怕男人,我到舅家去,舅母也是怕舅父。

“我懂得的尽是些偏僻的人生,我想世间死了祖父,就没有再同情我的人了,世间死了祖父,剩下的尽是些凶残的人了。

“我饮了酒,回想,幻想……

“以后我必须不要家,到广大的人群中去,但我在玫瑰树下颤怵了,人群中没有我的祖父。

“所以我哭着,整个祖父死的时候我哭着。”(散文《祖父死了的时候》)

【评介】

“1927年夏天,她高小快要毕业时,祖父去世了,她在家失去了唯一的精神支柱,难过得泣不成声,一股巨大的无形压力,使她几乎倾倒下来。”(陈隄《萧红评传》选载《从呼兰到哈尔滨》)

“1930年20岁,春,祖父去逝。”(萧军《萧红生平及著作年表》)

【考证】

《东昌张氏宗谱书》载:张维祯生于道光二十九年(1849)二月初五,死于民国18年五月初一(6月7日)。

1930年(民国19年)20岁

【本纪】

暑期初中三年毕业。

张、王两家积极为萧红嫁、娶做准备,陆振舜为了坚定萧红反抗封建家庭包办婚姻,跟他一块去北京读书,从哈尔滨东特法政大学退学,先行去北京入中国大学为萧红去北京做准备。萧红面临着与王恩甲结婚,还是跟陆振舜去北京读书的最后抉择,精神异常痛苦,常常不去上晚自习,躲在宿舍饮酒吸香烟,初中毕业后,终于下决心去北京。到北京后入北京女师大附中高中一年级读书。不久,即被张王两家探出下落,向陆振舜家交涉,陆家要求陆振舜将萧红送回。陆振舜不听,陆家向陆振舜施加经济制裁,断决经济物质供给,使陆振舜和萧红陷入困境。

【自述】

“20岁那年,我就逃出了父亲的家庭。”(散文《永久的憧憬与追求》)

……展间学校打钟了,正是上学的时候,梗妈穿起棉袄打着嚏喷在扫偎在墙根哭泣的落叶。我也打着嚏喷。梗妈捏了我的衣裳说:‘九月时节穿单衣服,怕是害凉。’

董从他房里跑出,叫我多穿件衣服。

我不肯,经过阴凉的街道走进校门。在课室里可望到窗外黄叶的芭蕉。同学们一个跟着一个的向我问:

‘你真耐冷,还穿单衣。’

‘你的脸为什么紫色呢?’

‘倒是关外人……’

她们说着,拿女人专有的眼神闪视。

到晚间,嚏喷打得越多,头痛,两天不到校。上了几天课,又是两天不到校。

森森的天气紧逼着我,好像秋风逼着黄叶样,新历一月一日降雪了,我打起寒颤。……(散文《中秋节》载1933年10月29日长春《大同报》第11期“夜哨”周刊)

【评介】

“1930年……而萧红这年夏天就退学了。……”

“实际上,她的父亲。这时候已经在布置她的未来命运了。那就是说预备给她订婚。男方的家长当时是东三省有名的一个将领,而日后是作为支持伪满的一。个有力的奸细。萧红感觉到自己要沉落在‘封建’的魔手里去了。……萧红不是一个温饱主义者的少女,父亲所有动听的试探,反而引起她的憎恶。她有着自己的憧憬,精神上的追求:拿着我当礼物一样的去交换富贵么?她必定得出亡。

“秋天,她逃出那个封建的家庭,那个古老的县城,她又到了建筑辉煌的哈尔滨。在这里,她的未来是无限制的,自由而广阔。

“……

“……这次的出奔,有着两种主要的因素,那就是要给那个顽固的父亲一个损伤,它的主要性,不在逃避那个家庭主妇的囚犯式命运之下,而所以这样的勇敢,又是有所持的:那就是这李姓青年的影子,这豪气而充满蓬勃的生命力的人物,骗了她。而她天真又热情,第一次在人间感到温暖和幸福。他们在旅馆里一直住了很久。”(骆宾基《萧红小传》)

1930年7月,萧红初三毕业返回呼兰,发现养父和继母的脸上都有了笑容。其实养父和继母正计划着要把她嫁给一个颇有权势的将军的儿子,好攀一门高亲。不知为什么,将军的儿子看中了萧红,指名要娶她为妻。养父当然是喜出望外,以后遇到什么事,也好有个仗持。……当养父把这个意思告诉萧红时,却不料遭到一口回绝。父女吵了起来。后来萧红假意答应,借口到哈尔滨去买嫁妆,从父亲手里骗了一笔钱,给她在北京读书的表哥拍了一封加急电报,让他到哈尔滨附近的旅馆找她。她表哥从北京来到哈尔滨。8月31日萧红与她表哥乘晚9点多的火车去了北京。到北京后,两人过着美满幸福的生活。(以上为内容摘要,陈《走向生活第一步——记萧红之一》,载于1978年10月《北方文学》)

“1930年20岁

“春,祖父去世。

“夏,被迫退学,因她父亲听取了继母的话,为她寻定一门亲事,这人家姓汪,在哈尔滨,为大地主兼富商。儿子是个‘浪荡公子’,萧红不满意。”(萧军《萧红生平及著作年表》)

“1930年20岁

“……

“秋,不愿让父亲把自己当礼物去交换富贵,反抗‘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封建传统,逃出了家庭,随人同去北平,旋即只身返回哈市,困居小旅馆。”(丁言昭《萧红年表》)

“为了反对地主家庭,萧红还在20岁左右,便从故乡呼兰逃到哈尔滨,开始了她的流浪生活,从此贫困和饥饿便伴随了她。”(辛知《萧红的“跋涉”》,载1963年9月24 日上海《新民晚报》)

“舒适的家庭生活,没有使她感到快活,家人的娇惯,没有使她感到温暖,她刚满20岁就离开了家,而且是一去不复返。”(张秀琢《重读(呼兰河传)回忆姐姐萧红》)

“1930年初夏,在我们即将初中毕业的前夕,学校组织了一次全校性的吉林旅行。我们这些生长在哈尔滨市的学生,只看过松花江,没看过一座山,所以在吉林玩得最有意思的便是爬山。萧红、我、刘俊民、林楚芳……我们一起追赶着,爬呀,跑呀,高兴极了。……但,为时不久,她却突然变得心事重重,默默无言,不愿跟我们一起读诗了。她常常在夜里暗暗哭泣,星期天偷偷地喝酒……原来是爱情噬伤了她少女的心,她发现了未婚夫吸食鸦片,悄悄地爱上了表哥。她忧心忡忡,喜怒无常,同学们都说:‘张乃莹变了!’又有谁知道她内心的痛苦!‘我现在女师大附中读书,我俩住在二龙坑的一个四合院里,生活比较舒适。这院里有一棵大枣树,现在正是枣儿成熟的季节,枣儿又甜又脆,可惜不能与你同尝。秋天到了!潇洒的秋风,好自玩味!’

“1930年暑假,萧红从家里逃到北平,跟她的表哥陆宗虞生活在一起,开始好像还很幸福。这是她到北平定居后的第一封来信。(沈玉贤《回忆萧红》载1981年6月16日《哈尔滨日报》)

“1929年,我虽然已经在北京读书了,但是每年寒、暑两个假期总是先要回到哈尔滨,在小徐家住上些天。……然后,才回通河家乡去看望母亲……

“陆振舜,也是我在‘三育中学’时的同学。1930年暑假前夕,他也来到北京求学。在我临行前,他嘱托说:‘我有个表妹在哈尔滨读书,她很想到北京来上学,你如果到长鸿家去,可能会碰到她,就把北京的情况和她说说吧……’

“……

“9月初,当我再次回到北京之时,张乃莹已经在女师大附中上学了。开始,她与表兄陆振舜同住在现在的民族宫后面西京畿道的一所公寓里,后来便搬到二龙坑西巷X号一座小院落里。这住地距离陆振舜的学校——“中国大学”(在二龙路内)和张乃莹的学校——女师大附中(辟才胡同内)都很近,上下学很方便。

“……

“此后,差不多每到星期天,我就到那里去。经常去的还有在‘中国大学’读书的苗坤,‘北京大学”的石宝瑚和他的女友黄静宜,在‘汇文中学’做职员的李荆山。因为我们都是‘三育中学’的老同学,到北京后就经常见面。自从张乃莹他们兄妹到来,大家就更像有了默契一样,每到星期日的后半天就都到西巷去,几个青年人围坐在桌旁,开始了漫谈。

“……

“11月的中旬,天气已经很凉了,家境好的同学,早已换上了适应节气的秋装。可是乃莹的家里,除开寄来警告她赶快回家结婚的信件之外,一件取暖的衣服也没给寄!(陆家,也是如此。)家中对她施行的‘经济制裁’,其实在这以前早就开始了!两个人的生活开支,就只能靠陆振舜家中寄来的钱勉强维持着。

“12月,眼看要落雪了。一天我去看他们,只见乃莹正由耿妈帮助着用旧棉絮把单衣改制成一件小棉袄……。仅有这样的衣服怎么能过冬呢?我即跑去找一个同乡同学借了20元钱拿来送给他们。这样,乃莹才得以在‘东安市场,买了棉毛衫裤挡挡风寒。”(李洁吾《萧红在北京的时候》,由萧耘记录整理,刊于1981年6月号《哈尔滨文艺》)

【考证】

萧红是1930年6月末7月初毕业回呼兰,7月中旬至月底只身从呼兰经由哈尔滨去北平,与陆振舜住在一起,然后入女师大附中高中一年级读书。

陆振舜,字宗虞,家住哈尔滨市太平区,地主家庭出身,1929年由道外三育中学毕业后入哈尔滨东省特别区立法政大学(原中俄法政大学),1930年4月份去北平入中国大学读书。他和萧红原订由陆振舜家供给的生活费在北平读书。秘密被揭穿后,陆家对陆振舜实行“经济制裁”,不供给生活费用,使他俩陷入经济困境,靠借钱维持生活,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

骆宾基将萧红第二、第三次去北平找李洁吾误为萧红第一次去北平了。

萧红未婚夫的父亲王廷兰为国殉难前为黑龙江省呼兰保卫团帮统,后改为省防军第一路(驻呼兰)统带,骑兵团上校团长。“九一八”事变后随马占山抗日,“江桥抗战”失败后,随马占山退至海伦一带。1932年5月初,联合国派李顿调查团到哈尔滨,要求会见马占山,日伪当局以种种借口拒绝李顿调查团会见马占山。是月22日李顿调查团专门委员海伊林等5人去齐齐哈尔,马占山授予王廷兰陆军少将军衔,派他去齐齐哈尔秘密会见海伊林等,揭露日本武装侵略东三省和制造伪满洲国的罪行,被日伪暗探抓获。他坚强不屈,破口大骂日伪,被堵上嘴装入麻袋里,从楼上扔下楼摔死,为国捐驱。他不是“作为支持伪满的一个有力奸细”。

1931年(民国20年)21岁

【本纪】

由于经济的压力,生活所迫,陆振舜决定向家里妥协,带萧红返回哈尔滨。困无生活来源,1月底,萧红回到呼兰家里。

萧红回到呼兰后,受到社会舆论的压力,精神非常痛苦。当时其父在巴彦县教育局任督学,经常不在家,其弟张秀珂、堂弟张秀琳(怕张秀珂孤单,将他由哈尔滨二中转到巴彦县中学与张秀珂为伴)都在巴彦县中学读书。其父怕萧红再次离家出走,将其继母、萧红以及她的几个异母弟妹都送到阿城县福昌号屯去暂居。

福昌号屯是张家的发祥地、大本营,其父的继母徐氏和他的兄、弟、妹妹,以及侄子、侄女几十口人都在福昌号屯居住。福昌号屯就是由他家开的商铺而得名。萧红的五叔是当地的保安队队长。把萧红送到福昌号屯去住,有众多人监视,不能与外界通信交往,又可避开呼兰城里人的议论。

萧红在福昌号屯虽然过的是与外界隔绝的软禁式的生活。但却使萧红了解到很多地主剥削、欺压佃户的罪行,以及贫苦农民生活的疾苦与不幸遭遇。萧红早期在哈尔滨写作的反映农村生活题材的小说,如《王阿嫂的死》、《夜风》、《看风筝》《生死场》等都取材于阿城县福昌号屯,其中有些人物就是她的祖母(其父的继母徐氏)和伯叔们。

萧红在福昌号屯住了七个月左右,因劝伯父不要再增加地租,增加佃户负担,遭到伯父一顿打。萧红对这个地主家庭彻底失望,于10月4日晨,在姑母(其父之异母妹)、小婶(其父之异母弟媳)的帮助下,乘往阿城送秋白菜的大车离开福昌号屯,然后从阿城改乘火车逃到哈尔滨。

未几,萧红的未婚夫王恩甲乘其危,领萧红到道外十六道街东兴旅馆同居。

【自述】

“菱姑27岁,菱姑的青春关闭在怀中,近来她有些关闭不住了。她怎能不忧伤呢?怎能对一切生兴致呢?渐渐脸孔惨黄。

“她一天天远着我的祖母,有时间只是跟我谈话,和我在园中散步。

“‘小萍,你看那老太太,她总怕我们在一起说什么,她总留心我们。’

“‘小萍,你在学校一定比我住在家得到的知识多些,怎么你没胆子吗?我若是你,我早跑啦!我早不在家受他们的气,就是到工厂做工也可以吃饭。’

“‘前村李正的两个儿子,听说去当‘胡子’,可不是为钱,是去……’

“祖母宛如一只猫头鹰样,突然出现在我们背后,并且响着她的喉咙,好像响着猫头鹰的翅膀似的:‘好啊!这东西在这议论呢!我说,菱子你还有一点廉耻没有?’她吐口涎在地面上,‘小萍那丫头入了什么党啦?你也跟她学没有老幼!没有一点姑娘样!尽和男学生在一块!你知道她爸爸为什么不让她上学?怕是上学更要学坏,更没法管教啦!’

“我常常是这样,我依靠墙根哭。这样使她更动气,她的眼睛好像要从眼眶跑出来马上落到地面似的,把头转向我,银簪子闪着光:‘你真给咱家出了名了,怕是祖先上也找不出这个丫头!’

“我听见她从窗口爬进去的时候,她仍然是说着我把脸丢尽了。就是那夜,菱姑在枕上小声说:‘今天不要说什么了,怕是你奶奶听着。’

“菱姑是个乡下姑娘,她有热的情怀,聪明的素质,而没有好的环境。‘同什么人结婚好呢?’她常常问我。‘我什么时候结婚呢?结婚以后怎样生活?我希望我有职业,我一定到工厂去。’她说。

“那夜我怎样努力也不能睡着,我反复想过菱姑的话。可怜的菱姑她只知道在家庭里受压迫,因为家中有腐败的老太婆。然而她不知道工厂里更有齿轮,齿轮更会压榨。

“在一条长炕上,祖母睡在第一位,菱姑在第二位,我在最末一位。通宵翻转着,我仿佛是睡在蒸笼里,每夜要听后窗外的虫声,和看这远山上密林啸声透进竹帘来,也听更多的在夜里的一切声息。今夜我被蒸昏了!忘记着一切!

“是天快要亮的时候,马在前院响起鼻子来,狗睡醒了,在院中抖擞着毛。这时候正是炮手们和一些守夜更的人睡觉的时候。在夜里就连叔叔们也戒备着,戒备着这乡村多事的六八月,现在他们都睡觉了!院中只剩下些狗、鸡和鸭子们。”(散文《夏夜》)

“初冬,我走在清凉的街道上遇见了我的弟弟。

“‘莹姐,你走到哪里去?’

“‘随便走走吧!’

“‘我们去吃一杯咖啡,好不好?莹姐。’

“咖啡店的窗子在帘幕下挂着苍白的霜层,我把领口脱着毛的外衣搭在衣架上。

“我开始搅着杯子玲啷响了。

“‘天冷了吧!并且也太孤寂了,你还是回家的好。弟弟的眼睛是深黑色的。

“我摇了头……

……

“‘天冷了,还是回家好,心情这样不畅快,长久了是无益的!’

“‘怎么!’

“‘太坏的心情与你有什么好处呢?’

“‘为什么要说我的心情不好呢?’

“……

“‘莹姐,’弟弟的眼睛是深黑色的。‘天冷了,再不能飘流下去,回家去吧!’等他说,‘你的头发这样长了,怎么不到理发店去一次呢?’我不知为什么被他这话所激动了。

“也许要熄灭的灯火在我心中复燃起来,热力和光明鼓荡着我:‘那样的家我是不想回去的。’

“‘那么飘流着,就这样飘流着?’弟弟的眼睛是深黑色的。他的杯子留在左手里边,另一只手在桌面上手心向上翻张了开来,要在空间摸索着什么似的。最后他是捉住自己的领巾。我看着他在抖动的唇嘴:‘莹姐,我真担心你这个女浪人!’他的牙齿好像更白了些,更大些,而且有力了,而且充满了热情了。为热情而波动,他的嘴是那样的退去了颜色。并且他的全人有些近乎狂人,然而是安静的,完全被热情侵占着的。

“出了咖啡店,我们在结着薄碎的冰雪上面踏着脚。

“初冬,朝晨的红日扑着我们的头发,这样的红光使我感到欣快和寂寞。弟弟不住地在手下摇着帽子,垂头耸起了又落下了,心脏也又高了又低了。

“渺小的同情者和被同情者离开了市衔。

“停在一个荒败的枣树园的前面时,他突然把很厚的手伸给了我,这是在我们要告别了。

“‘我到学校去上课!,他脱开我的手向着和我相反的方向背转过去。可是走了几步又转回来:‘莹姐,我看你还是回家的好!’

“‘那样的家我是不能回去的,我不愿意受和我站在两极端父亲的豢养。’

“‘那么你要钱么?’

“‘不要的。’

“‘那么你就这个样子吗?你瘦了!你的衣服也太薄呀!’弟弟的眼睛是深黑色的,充满着祈祷和愿望。我们又握过手,分别方向走去。”(散文《初冬》收入散文集《桥》)

【评介】

“那个李姓的青年,带着她到北京去了。……

“一进门,她就觉着怀疑了。一个梳着发髻的年轻少妇,手里抱着孩子,不住地向她注视。从那李姓的怯怯的眼光里,她敏感的立刻知道这真正是他的妻子。

“她当时沉默着。

“而那个年轻少妇也立刻从她丈夫的嚅嗫不清的答话里知道少女和他的关系了。她大声叫嚣起来。

“萧红注视着那个勉强作笑的青年,她的眼睛坚定而冷静。

“‘好,她说:‘我走了,再见。’

“……但当她坐上又是向关外开去的火车上的时候,她伤心的哭了。”(骆宾基《萧红小传》)

“谈得高兴的时候,萧红先生会告诉我们,她曾经在北平女师大的附属中学读过书。”(景宋《追忆萧红》)

“逃到了北京,入女师大附属中学读书。她的未婚夫汪某竟也追到北京,在百般无耻纠缠和欺骗下,答应供给萧红上学,他也在北京入学,二人回到哈尔滨住在旅馆中……”(萧军《萧红生平及著作年表》)

“开始双方家庭写信警告两个人立即分开,并且催逼萧红马上返回东北,两个人都没有听,最后男方家庭采取了断绝经济供应的手段,这一来可就把两个人陷入困境了。……两个人的同居生活,只维持了一年多,在1931年的冬天,萧红不得不和她的表哥分开了,又仆仆风尘地踏上北归的征途了。这少女的第一次爱情,也就这样在强大的封建势力压迫下,宣告了结束。”(陈《走向生活第一步——记萧红之一》)

“临近寒假的时候,陆家来信警告说:如果他们放寒假回东北,就给寄来路费,不然,从此以后什么都不寄!……没有别的办法可想,陆振舜决定回去。在整理行装时陆振舜告诉我说,乃莹责备他是‘商人重利轻别离’。我知道,乃莹是不愿走的,可是我们这些穷同学谁也帮不了他们的忙,不走,又怎么生活下去呢?真是爱莫能助啊!

“以上,是萧红第一次来北京的生活情况,时间是1930年7月——1931年1月。”(李洁吾《萧红在北京的时候》)

【考证】

李洁吾是萧红在北京时候的目睹者,并在经济上帮助过陆振舜与萧红,他的回忆文章比较可靠,也符合事实。骆宾基把萧红第三次去北京见到李洁吾的事误为这一次。萧军把萧红第二次去北京的事与这一次萧红在北京的事混在一起。陈隄将这一次萧红在北京的时间搞错,并误认为萧红已和陆振舜“同居”。萧红与陆振舜是恋爱,并没有同居的夫妻关系。

萧红是1931年1月份回到呼兰家里的,大约3月初随继母和异母弟妹们到阿城县福昌号屯居住的。据其姑姑、七婶1960年对笔者说,“九一八”事变前后东北农村经济危机严重,日用品价格飞涨,粮食不值钱,大当家的(萧红大伯父)决定增加秋租,把经济危机造成的损失转嫁到佃户身上,削减长工的工钱,佃户和长工联合起来反对。萧红同情农民,劝伯父不要再加租,遭到大伯父的打。并派人打电报给萧红父亲,让他来处置萧红。萧红跑到七婶的屋里躲起来(大伯子不能进弟媳屋)。夜晚,姑姑和七婶将萧红藏在一个长工家的柴禾垛里,次日晨(仲秋节前两天,即10月4日)萧红藏在往阿城送秋白菜的大车里,离开福昌号屯到了阿城,在阿城乘火车逃到哈尔滨。

萧红到哈尔滨后,先在一个女同学家住了几天,生活无着,只好去找未婚夫王恩甲和好。因萧红逃婚与陆振舜去北京,王家已解除王恩甲与萧红的婚约,王恩甲抱着报复、坑害萧红的阴险用心,领萧红到道外东兴旅馆去同居。

《初冬》里写的弟弟,不是张秀珂,是二伯父之长子张秀睿,当时在东特第一中学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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